抗战时期，那些转进三千里，不做亡国奴的五湖四海“下江人”与石城安顺人因“国难”结缘。于是在贵州文化老人戴明贤的童年里，有了演《雷雨》《日出》的青年，唱着“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” 的学童。在戴先生笔下，尽管他当时还没出过贵州，但其乡愁已然回响起江南小曲，也化作苏州园林的烟雨迷蒙。
小故事背后，是近十所高校、百余位学术名家带着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“新文化”进入贵州的大时代。彼时的贵州，如是成为了一个文化涌动的中心。这正是贵州文化因迁徙和交融而被塑造成型的缩影，一如贵州建省之初，划时代的数十万“调北填南”军屯洪流，深远影响了贵州的文化面貌。
贵阳甲秀楼，为求贵州“科甲挺秀“而建，
建成四百余年来，见证了贵州波澜壮阔的人文发展。
19世纪20年代的甲秀楼（西面）老照片供图/贵州省青年摄影家协会
今日甲秀楼（东面）景观摄影/张晋铭
贵州，是个移民大省。回望历史，两汉时期的巴蜀“豪民”、唐宋以来的大型家族、明代的军屯将士、明末清初湖广移民填黔北（时属四川）、清代“改土归流”后由周边各地入黔的商民、抗战时期的人潮、解放战争的南下大军、三线建设时的奋斗者……八方移民，在贵州化他乡作故乡，多次推进、改变了贵州的人文发展。
时钟往前回拨1600余年，在两晋南北朝时期，中国出现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融合，古代南方四大族群迁徙至贵州，在千年时光里此消彼长，散落群山，因地制宜，加之贵州本身系由周边四省各划一块组成，四省人文皆在此有积淀、坚守和融合，沉凝出诸多文化宝藏。
贵州多彩文化面貌的基底，正是近两千年来汇聚在此的古今天下人！
如果你随机找1000个贵州人，
他/她们都是什么人？
设计/九阳
千山之中，
贵州人的文化宝藏有多精彩？
作为大山的子民，贵州人入山则安居适意，呈现出极为丰富的生活样态。曾经的社会制度，凝聚贵州人的族群认同与多元一体；语言文字与史诗传说，在日常生活里铭刻华夏的悠远，也记录贵州人的过往来路；而百态傩戏，颇能代表贵州文化的千般风姿。如此种种非实体的精神文化，正是贵州大地“千人千面”的文化面貌。
千姿百态贵州人及其多元民俗。
摄影/卢现艺
一山一个“小社会”
多元一体是贵州
贵州92.5%的面积为山地丘陵。古代长期“土流并治”的历史格局，兼之山高谷深、密林广布的多元地貌，让贵州广袤山川上的世居民族，在历史上呈现出诸多独特的社会制度、组织形态乃至生活方式。
若你翻开一本贵州制度文化史，仿若进入了一条光阴变幻的时光隧道。时至清代，在同一时期，黔西北高原上有且耕且牧的彝族大型聚落形成“合乎周礼”，近似分封制的“家支”制度；黔东南的山间河谷坡地间，苗族“鼓社”、侗族“侗款”等中型聚落处处丛生；而在黔南的深山密林之中，白裤瑶的小型聚落 “油锅”（汉译“用同一口锅吃饭者”），又带有原始社会时期的上古遗风。
《百苗图》是历史上反映西南世居民族生活的珍贵图志
在苗族之外，也刻画了贵州其他世居民族的衣着与生活习俗。
制图/九阳
随着时代发展，这些制度文化大都不复存在。但贵州大山之中一村一寨的族群认同却依然保留。譬如，如果你去某个村寨里游玩，可能就会发现一整个寨子的人都“云归不知处”，留守的人会告诉你，隔壁寨子有喜事，大家都去喝酒、跳舞、唱歌了。这种平等和悦，团结融洽的生活状态，实为世所罕见。
此外，一些制度文化的遗存，还承载起了古奥的文化源流，也支撑了贵州千村百节的文化特色。譬如，明代军屯卫所制度瓦解后，以安顺为中心的诸多汉族军屯后裔，仍然坚守明初汉族的文化习俗，形成一个特殊的汉族共同体“屯堡人”。侗族在鼓楼坪上的隆重节日“萨玛节”，正是侗族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的风俗遗留。
图1-2: 榕江萨玛节上，会举办隆重的“祭萨”仪式，
称颂先辈令村寨兴旺发达的美德。
摄影/黄震
苗族最重要的节日，十二年举办一次，每次持续三年的鼓藏节（也作牯藏节，下同），正是团结村寨组织“鼓社”聚会的仪式。过去有权兴鼓祭祖的人，演变为苗族家族的首领之一。以血统宗族形成的大家族，维持着苗族的社会关系，随着社会的发展，苗族在家族的基础上建立了村寨，原本由家族掌握的祭祀、生产、婚姻等功能，也就转向了村寨组织“鼓社”，鼓藏节由此诞生。
牛与苗族同胞关系密切，在鼓藏节上有重要地位。
摄影/王济文
多元的制度文化与社会形态，凝结了贵州民族“大杂居，小聚居”的形态，而这些复杂的社会制度与组织，长期以来都被纳入到中央“土流并治”的视野里。于是，羁縻土司制度文化的遗存，又呼应着贵州与中原文化的“一体”。
杨辉墓仪仗彩釉陶俑，由马俑和步俑组成，
以生活动态为原型，是播州土司文化的真实写照。
对开拓黔北文教产生重大影响的杨氏土司，其墓葬碑刻即可见证与中原文化的紧密关联。
杨粲墓石刻线条圆融流畅，是西南石刻艺术中的精品。
图1: “野鹿衔枝”石刻。
图2: 武士石刻。
杨粲之子杨价，是首开播州设科取士的土司首领，其墓葬的文化交融，更为明显。杨价夫人头上，发现了一顶钗、凤和双耳等构件皆为纯金打造的凤冠，具有南宋宫廷风格。有意思的是，杨价墓里还发现了香具、茶具和酒具，打破了人们以往对土司的刻板人设。宋代文人雅士四般闲事是烧香、点茶、挂画、插花，而品茶、燃香、喝酒也正是当时土司首领的日常追求。
杨氏土司墓葬群发现了多顶金凤冠。
可见其对中原文化的高度认同。
土司家族的珠光宝气之外， 2022年度“十大考古新发现”之一的大松山墓群，则凝聚了贵州平民的生活风姿。中原风格的印章、东南亚的珠链甚至带有“欧式风格”的玻璃制品，无不蕴藏着两晋南北朝至元明1400余年来的“贵州人”鲜活故事。
大松山墓群出土的贵州人日常器物。
制图/九阳
语言、文字、史诗、傩戏
贵州人日常里的华夏文化记忆
如果说社会制度是贵州人“千人千面”的根基，那生动鲜活的语言文字，和或有形或无形的史诗记忆，则系统搭起了多彩文化面貌的框架。
语言，记录着灵动的日常生活。
贵州话里，有很多生动鲜活的细节。
制图/九阳
贵州三大方言分区川黔、黔东南、黔南，远不足以概括贵州话的多彩。“五方杂处”贵阳人，说的是天下话，贵州九市州，处处乡音有不同。譬如天柱县清水江畔，人们说的是带着湖南味的“酸汤话”，黔西南与六盘水交界处一带，说的则是“喇叭话”。单看这些分支名称，你就能感受到贵州话的韵味。
不过要说起最为独特的“贵州话”，那还是首推融合了明初“调北填南”的数十万大军江淮腔调的安顺话。安顺人说话，重意象，善比喻，大有古风——表达无奈，说 “那又咋办，莫非要去咬天”，有一种让人不得不接受的喜感。若是形容“士可杀不可辱”的大义，又说一句“愿砍脑壳，不割耳朵”，透出一股更加接地气的力量。
文字，承载着贵州人的记忆密码。
彝族文书。
明代是彝族文字的兴盛期，
有大量的彝文历史文献。
水书，由甲骨文字形、象形符号和图画三部分组成，复杂程度不亚于一门情报学。想要解读水书，必先掌握一套歌诀，然而这种歌诀没有文字记录，只能依靠水书先生（祭师）口传、亲授而传承。光阴流转，水书便也成为指导水族人婚丧嫁娶、人生大事乃至节庆仪典的百科全书。
水书的符号系统很复杂，非寻常人可以解读。
水族人“过端”，往往在8-10月的丰收时节开始，按照不同村寨，分七批进行。人们敲起铜鼓、浅吹芦笙、在山里赛马，一个年要过五十来天，堪称是中国人过年之最。这种年俗，正是依托水书所载历法来进行。
欢度节日的水族人正在书写对联，
所用文字正是水书。
摄影/韦毓祥
其实，这种以秋日为新年起点的历法，正隐隐符合了“过年”的古意——庆祝丰收。《说文解字》讲“年，谷熟也”，甲骨文里的年，也有下垂如谷穗的含义。如今，中原习俗里，过年是个新春佳节。然而在水族，人们以水书的独特体系，坚守着更为久远的华夏记忆。
三都县兴寨村，水族斗角舞。
摄影/包晓闽
贵州人的精神世界，更是超越语言和文字的界限，跨越了九州的山川万里。
“歌的民族”侗族，流传着一句歌词叫做“饭养身，歌养心”，可见唱歌早已成为侗族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“汉人有字传书本，侗家无字传歌声”，侗族人的歌喉，不但模仿自然的天籁，更承载着自身历史文化的传承。
侗族大歌，往往以千百人进行
多声部、无伴奏的合唱，
场面非常震撼。
摄影/何雄周
古代苗族有语言而无文字，于是他们展开了富有妙趣的想象。黔东南《苗族古歌》里说祖先迁徙时，过江过河水太急，于是说：
“文字用牙咬进肚……才靠心头来记事”。
而黔西北苗族则说，自家的文字过河时掉进河里，晒在石头上时：
“被牛吃掉了”。
没有文字怎么办？贵州各地的数十个苗族支系，普遍选择将自己的史诗记忆记载在衣服上。苗族，正是服饰文化意涵最为丰富的中国少数民族之一。
苗绣中的符号。
苗绣色彩纷呈，技法丰富，
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。
供图/曾丽 谷佳骏
苗族人，往往有一套“压箱底”的衣物，世世代代都传承着相同的纹样。
譬如，黔西北苗族的衣服背面往往有方形纹样，其实正记录了祖先曾经生活的地方是巍巍群山拥抱的城池家园。而各地苗族流行穿着的百褶裙，同样是浓缩的历史，裙边的蜡染几何纹，常为三条线，分别代表着黄河、平原和长江，中间的白色则代表天空。用这种方式记录下的迁徙记忆，远比文字的描摹更加形象。
心中有图，图能传心，
蜡染同样也是贵州服饰文化的重要部分。
摄影/黄震
在这种久远的迁徙史诗之上，还有一种更为古老的文化遗存——傩戏。大山里的“文化秘境”贵州，正是我国目前傩戏最多，品种较为齐全的省份之一。
贵州傩戏的多元丰富，反映在“西高东低，三级台阶”的整体贵州文化地理格局里，成为贵州文化千人千面的缩影。或寻觅太古洪荒、或跳出金戈铁马、或步履九州山川，正在这一众傩戏里，贵州人的精神与天地万物、过往未来所相连。
贵州傩戏面具大赏。
摄影/卢现艺，制图/九阳
黔西北第一级“台阶”上，仅流传在威宁县板底乡一带的彝族“撮泰吉”，其正戏名为“变人戏”，人们带着粗粝的木面具，除回顾祖先悠远的发展历程外，还富有祈祷丰收，行祭天地的寓意。这种仪式，记录了傩戏的最初发展流变。
撮泰吉的面具非常简单，
却有种粗犷之美。
摄影/王济文
在黔中大地第二级“台阶”上，“屯堡人”的安顺地戏将曾在明朝军队里盛行的祭祀、操练、娱乐融为一体，代表着贵州傩戏的最高层次。唱词注重“许胜不许败”的地戏，负有让屯堡子弟世代习武的责任。“《三国》不跳走麦城，《说岳》不跳风波亭”，也许正是凭借这样没有儿女情长，只有家国情怀的“硬汉派”艺术，才能团结一代代背井离乡、卫国戍边的屯堡人，使得六百年文化记忆流传至今。
地戏的主角，多为《三国演义》《说岳全传》等故事里的名将。
摄影/廖永忠
而在广大的“第三台阶”上，傩戏，是贵州苗族、侗族、布依族、仡佬族、土家族等民族的共同爱好。四省市交界处的武陵山区，更是一个傩戏的“桃花源”。黔东北铜仁一线，民间仍活跃着数百个傩戏坛子、数千名傩戏艺人，成为独有的傩戏文化带。
德江县傩戏，贵州傩戏的代表之一。
摄影/李贵云
从社会组织、到文字语言、再到史诗与傩戏仪典背后的精神世界，贵州人的一言一行，一坐一唱之间，生成了一棵千姿百态的文化之树。
走出大山，贵州人如何以文教影响中国？
文化二字最为基本的含义之一，就是 “以文化人”，贵州人开拓自身文教到影响天下文教的历程，又反映了贵州文化的另一层面貌——跨越千山，进取不息。
贵阳甲秀楼，四百多年间不断重建，
勉励贵州学子不断奋进。
贵州人，如何以诗书“南天破大荒”？
东汉永元十一年（公元99年，下文年份仅标注数字），其时的贵州地区还是“蛮荒之地”。年仅20岁的少年尹珍自黔南大地望向北方，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决定——
到中原，学文化。
他千里求学，拜经学大家许慎为师。此时的许慎，正在编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按部首编排的字典——《说文解字》。于是，一位贵州人就在这样奠定华夏文字体系的时代进程里，与中原文脉相会。
“北学游中国，南天破大荒”，
尹珍（字道真）被贵州多地纪念。
图为尹道真祠。
与辞赋大家司马相如交好，位列《汉书》的盛览；以及文学造诣颇高，曾注解《尔雅》的舍人，和尹珍并列“汉三贤”。他们归黔建立学堂、返乡授徒。在当时官学难以企及的山川之间，由贵州人创立的私学拉开贵州文教之序幕。
所谓“纵是崎岖关格处，诗书礼乐总相通”，千年时光悠悠而过，汉代以来积蓄的文教能量不断累积。明初贵州建省，正值文教勃发之时。然而，建省后100余年间，贵州生员想要参加科考，只能去云南、四川，且不说路途颠簸至少一月，其招录名额，也远低于本地。
贵州文教发展史。
制图/刘耘硕
嘉靖九年（1530），曾在云南乡试入举走上仕途的贵州人田秋，深感贵州文教落后之现状与省级地位不合，于是，他向朝廷呈上著名的《请开贤科以宏文教疏》，终使明政府将在贵州单独开科取士提上日程。嘉靖十六年（1537）贵州首次乡试，近千名生员齐聚贵阳，二十五位学子脱颖而出，当科副主考王诰激动道，“此为百七十余年旷典也” ！
铜仁思南县田秋小学内的田秋塑像。
此外，田秋还写下《请建务川、安顺、印江学疏》，亦得到朝廷的允准，为贵州全省各地官学、府学、书院、私塾的发展奠基。贵州，得到的不仅仅是日渐攀升的举人、进士名额，更因全新教育格局，被激活了奋斗与挑战的精神内核。
田秋纪念馆字库塔。
字库塔是过去人们用来焚烧纸张的设施，
以表敬重文化。
沿着田秋的足迹，到清末仅数百年间，贵州竟创造了“六千举人、七百进士”之壮举。为国殉难的申佑、执掌文教重任的孙应鳌、开拓维新的李端棻……贵州进士或名垂史册，跻身朝廷中枢，或成为地方领军人物。
贵州举人，亦英杰辈出，有誉满江南“诗书画三绝”，被称为“崇祯八大家”之一的杨文骢、“其人其诗”酷似屈原、杜甫的吴中蕃，乃至“西南巨儒”郑珍、莫友芝……其时贵州人才之盛可见一斑。
以如今贵州行政区划统计的明清进士数量。
制图/刘耘硕
就连遵义沙滩村这一个方圆十几里的巴掌之地，在晚清以来的百余年间，都井喷似地涌现了数百位贵州学者。
郑珍、莫友芝是西南大儒，所编撰《遵义府志》被梁启超称赞“或谓为府志中第一”。黎庶昌虽然未曾科举，却从洋务派领袖曾国藩的幕府脱颖而出，写得了桐城派散文，也能在游历欧洲后写出《西洋杂记》，更两任驻日公使，其人生堪称精彩纷呈……也难怪浙大西迁遵义湄潭时，有教授编撰《遵义新志》，提出“沙滩……曾为全国知名文化区”。
遵义沙滩村黎庶昌塑像。
无论是贵州本土的学人，还是来到贵州的士子，都在这方土地上开拓出一片天地。王阳明入黔三年，成为对贵州文教影响最大的客籍士人。他不但开创了影响世界的心学，更培育出众多“黔中王门”弟子，在贵州广设书院，泽被民众。
贵阳阳明书院。
“三不朽”即立德、立功、立言，
为儒家士人的最高人生境界。
王阳明对贵州的影响有多深远？明嘉靖十三年（1534），王阳明入黔二十多年后，浙江奉化人王杏来到贵阳，还能见到当地乡民唱着当年王阳明所授江南民歌，竞相去修文龙场祭拜王阳明。这位王学后人，在此建阳明书院，刊刻王阳明文集，还沿着田秋的步伐，勘议落实贵州乡试，建贡院，将其师的事业发扬光大。
贵阳阳明书院，
曾为重要的文教传承之地。
事实上，来往贵州的有识之士，见当地士民好学风貌，往往衷心教书授学。贵州的文教，正是这样在本土士子与客籍精英的互动里，逐渐积蕴。待到清末民初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里，贵州人或著书立说、或发掘人才、或投身革命，与国家同呼吸、共命运。
万马如龙出贵州
声动华夏一百年
1847年，林则徐被任命为云贵总督。此时林则徐的心境，与他二十余年前第一次踏上贵州的土地时，已经截然不同。八年前的虎门销烟和七年前的鸦片战争，改变了整个国家的命运。
“济人偏在风波后，愿托慈航下巨川”，林则徐赴任时途经贵州黄果树瀑布，以诗明志。他旨在济世的决心，又何尝不是此时贵州人的群像缩影？
在科举时代，贵州人英杰辈出，而在百年变革大时局里，贵州人，则敢于打破旧制度桎梏。无论是学习武备，还是政治维新，乃至在新文化运动里与“赛先生”与“德先生”谈笑风生，纵观中国近代变局关键时刻，贵州人不但从未落后，更以一种刚健性情，铸就事功，影响中国。
要论洋务运动以来的贵州士子精英群像。最值得关注的贵州人，莫过于从毕节大山里走出的织金人丁宝桢。
贵州人丁宝桢，
是影响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人物。
制图/刘耘硕
人们一说起丁宝桢，往往会想起他发明黔菜、川菜、鲁菜三菜合一的“宫保鸡丁”的江湖传说，以及“前门接旨、后门斩首”，诛杀慈禧太后宠宦安德海的大智大勇。其实，作为晚清最得力的封疆大吏之一，丁宝桢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堪比曾国藩、李鸿章等顶尖人物！
作为洋务派的代表人物，丁宝桢在山东办学校，修水利，在四川改革盐政，更延请知晓西学、精通机器制造的有志之士，开创山东、四川两省近代工业之先河；作为怀有军事战略眼光的政治家，早在甲午战争之前，丁宝桢就在蓬莱、烟台、威海海岸修建海防。1883年开始的中法战争里，已近暮年的丁宝桢自请调任海疆与法死战，并调用四川机器局生产的军械弹药，驰援抗法将领。
图为贵州毕节织金县的丁宝桢陈列馆。
供图/织金县委宣传部 摄影/陈忠勇
此后丁宝桢悉心整顿川藏边防，在四川总督任上去世。令人动容的是，作为封疆大吏，丁宝桢月俸千两白银，却因乐善好施，助人为学，生活非常窘迫。在四川总督任上，甚至时常要把自己的衣服典当，等发工资了再赎回。这位从贵州走出的中兴名臣，在山东百姓的挽求中，灵柩被运至济南，遗体在济南华山麓与妻合葬。山东百姓为他立祠祀奉，这是何等的爱戴和褒奖？
兴办洋务，是当时国人奋发追赶西方的第一步。学习新思想，拓展教育，更是眼光高远的图新自强之举。从这方面看，贵州人对近代教育乃至国人新思想的形成影响，远远被低估了！
近代推动中国文教进程的贵州人。
制图/刘耘硕
譬如，张之洞的父亲张瑛在贵州任职时注重兴办教育，任职兴义府（今贵州安龙）时曾派人巡视全城，为挑灯夜读的学子添加灯油，留下了“加油”美谈。张之洞本人更是大力推动近代教育发展。他参与拟定近代第一个学制——癸卯学制；写《劝学篇》四余万字，号召世人图强进取，当年刊印数不下两百万册，影响甚大。此外，他还在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）与诸多重臣呈上《奏请递减科举折》，此后多次上折奏请变革科举制，推动了清末废除科举、兴办学堂的历史大潮。
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），贵州省已有新式学堂，
图里记录了贵阳一位学子的学年成绩。
而对中国近代思想世界影响最大的贵州人，莫过于李端棻。
图1-3: 李端棻对贵州本土文教发展影响很大，
图为贵阳近代著名的达德学校旧址。
这位官至礼部尚书的一品大员，历任多省科举主考官，发掘众多天下英才。维新运动的两大干将梁启超与康有为，更是与他渊源颇深。
在广府考官任上，他提携了年仅16岁的梁启超，更是爱惜人才，促成了其与自家堂妹的姻缘。光绪二十三年（1897），德国抢占胶州湾。康有为上《上清帝第五书》，言辞恳切，请求变法图强。满朝文武无人敢为代递。唯有李端棻挺身而出，不惜一人上折。
戊戌变法失败后, 李端棻被充军新疆，半途赦归贵阳，依然坚持开创经世学堂，继续向学生传播西方学术思想。当时的守旧文人大惊失色，怒斥其“死到临头终不悔，敢将孔孟比卢梭”。然而李端棻纵受千夫所指，依然秉持其心志。如此精神，正是中国人自强图新的缩影。
3856万贵州人，如何“因贵州而火热”？
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，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。普罗大众的觉醒，令中国的文化世界被彻底改变。此时的贵州人，正逐渐以坚韧性情弯道超车，从时代的跟随者变成时代前沿的引领者。
娄山关铭刻着红军战士踏破雄关漫道的精神。
图为刻有《忆秦娥·娄山关》的石壁。
摄影/潘军翔
1917年，年仅16岁的邓恩铭离开水族村寨前往山东求学。后来，他成为中共一大代表与山东党组织最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。邓恩铭牺牲时，年仅30岁，其绝命诗“不惜唯我身先死，后继频频慰九泉”，更可见一种大义凛然的英雄光辉。
安顺人王若飞、铜仁人周逸群、思南人旷继勋、锦屏人龙大道……一位位的贵州英杰，就这样走出大山，共济天下。更有一位民主人士周素园，办过贵州第一张日报，参加了辛亥革命，以57岁高龄，加入红二、六军团，转战乌蒙山区，爬过海拔五千多米的雪山，最后成功抵达延安，作为参加长征年龄最大的红军之一，书写了一段传奇故事。
1946年1月，王若飞（中）参加著名的重庆谈判。
图源达德学校旧址，王若飞曾在此读书、讲课。
一说到贵州红色文化，人们往往想到遵义会议。但其实，如此千千万万投身革命的贵州人，更成为贵州红色文化的重要基底。
抗战时期，70余万贵州“草鞋兵”走出大山，开赴疆场，在淞沪会战、滇西战役等一系列著名战役中，用鲜血和生命，在中国的历史大舞台上，打出自己的一片天。在抗战时期，贵州是参军人数占总人口比例第二高的省份。有学者认为，此时便是“贵州人”这一主体意识形成的关键时刻。奋勇争先的贵州人群像，在一段段历史时刻里不断丰满，一直闪耀到今日。
两千年前的先贤尹珍不会想到，他曾经开拓贵州文教之地遵义正安，如今却因数十万当地人的奋斗，变为了一座“音乐之城”——这座黔北大地的小城，居然承包了全世界七分之一的吉他生产。
上世纪80年代，正安人首开普通贵州人外出搞事业的先河。“三百娘子军南下广州”成为正安历史上的传奇。30年后，全县数万人把自己和制造吉他联系在一起。这个“中国吉他制造之乡”，人人玩吉他、处处有乐队，成为贵州当代音乐文化的潜力之地。
正安吉他小镇制造吉他的青年。
像这样健步徐行，探寻文化新风的贵州人，如今正在贵州各地，乃至中国、世界舞台上生发雄起。有将一家小书店从遵义开向全国的“读书人”，有将贵州山水气韵带上国际影展的黔东南导演，有在大山深处火热了整个中国夏天的体育健将，也有在万桥飞架的中国故事里沉默坚实的建设者，担当起贵州人走出大山的脊梁。
村BA现场，一场文化融合的“苗迪”表演。
摄影/吴鹏程
他/她们，共同组成贵州文化千人千面，而又奋发向前的面貌，也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面貌的一部分。那种不求大富大贵，但求诗意消闲的从容，源远流长；那份踏破千山，身为家国的决意，始终生猛！
